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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味道

 
来源:口腔颌面修复学 栏目:期刊导读 时间:2021-06-22
 

关于母亲的味道,最初是与辣椒、芋头、红薯和萝卜有关。

很多时候,干完农活,母亲便会顺路经过菜园,摘几个辣椒,将里面的籽掏空,塞进少许盐粒,揉软,就着饭吃。有点闲时,她就会将辣椒煮熟,然后,放在有齿槽的钵子里,用锅铲捣烂,再加点盐,送饭。

母亲做十种菜,放辣椒的有八九种。其余两种,是纯辣椒的做法,那种单一的、浓浓的、烈烈的辣味,从我的口腔,冲到脑门,弥漫到双耳,再流到肠胃,到处都是火辣辣的。小时候,穿开裆裤,连“小鸡鸡”都辣得通红,钻在饭桌下的鸡们,看到了,以为是什么美食,跳起来,往我小裤裆里啄,痛得我哭出泪来。

母亲的辣味贯穿至今,辣味,成了她人生不可或缺的味道。真的怀疑:如果没有辣子,母亲还会不会做菜……

母亲做菜,动作风风火火、麻麻利利,如果灶里的火过小,她会冲着坐在灶边烧火的父亲和我大叫起来,最刺耳的一句话是:“活人烧死火,烧得冇结果……”父亲与我往往手忙脚乱,连拱带吹,赶紧想办法将火烧旺起来。

除了做菜放辣椒,做腌鱼与豆腐乳时,也要用辣椒。每年年底,村里都要抽干池塘,池塘里有草鱼、鲢鱼和鲤鱼。腌鱼一般用草鱼,草鱼肉厚。母亲将草鱼切成一块块,与辣椒、盐巴搅拌在一起,放在坛子里,放上一个冬天,春节时打开,夹出来,煎了吃。

辣椒,母亲会挑最辣的辣椒粉。在夏秋两季,就挑了长得又弯又细的红辣椒,晒干,碾碎,用塑料袋装上,打上结,再装进罐子,待到冬天腌鱼时再拿出来。

要么上县城买。母亲买辣椒粉,首先要问对方辣不辣。对方说了辣还不算,她还要亲口尝一尝,尝了流了泪才满意。

做豆腐乳也是这样。母亲说:腌鱼和豆腐乳没有辣味,吃了反胃,想吐。母亲一边说,一边将草鱼或豆腐倒入一片鲜红之中,用筷子眼花缭乱地让草鱼或豆腐在鲜红之中打滚,直至通体染上了一片鲜红,想分离也分离不开。然后,母亲一边眨巴着眼,一边迅疾地将鱼片与豆腐夹进坛子,用塑料膜紧紧扎住口子,放到房间阴暗处。

辣味被封存,它并不规矩,并不静默,而是不甘寂寞,不甘沉沦,与鱼片和豆腐发生激烈绞杀、渗透、腐化,直到产生另一种味道……

夹出坛子的鱼片和豆腐乳又辣又咸,拇指大的一小块,可以送七八口饭,是既刺激又经济的菜。

腌鱼是荤菜。小时,不能做家常菜,只有客人来时,才拿出来,五六片,用只小碗或者小碟装着,蒸熟了,放在饭桌中央。客人往往也不敢多吃,一餐饭最多夹一块,放在饭碗里,轻轻咬一小口,再吃一大口饭。一碗饭吃完,腌鱼还没吃完,便又放回碟子里,待盛了一碗饭,又夹回腌鱼,继续送饭。

那时,在村里,流行一个段子,说,有一户人家请客,端上来一碟方方正正、鲜红鲜红的菜。客人以为是腌鱼,夹了一块,高高兴兴咬一口,才知,是豆腐乳。可想,腌鱼与豆腐乳在外观上是很相似的,甚至很难分辨得出来。但不同的是,腌鱼是用来招待客人的,豆腐乳是家常菜、“应急菜”,平时,农忙没时间做菜或冬天懒得做菜,又或家里没人做菜,便用豆腐乳应付一餐。如此,那户人家用豆腐乳来招待客人,让客人上当受骗,他不生气才怪呢。

1983年,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,队里的田地分到每家每户了。那年,我十二岁。以前,在生产队,我从没下过地干过农活,也就是说,我没有挣过工分,顶多就是在寒暑假跟在父母身后捡过稻穗而已。现在,我家分得了十二亩多地,而且,家里只有三口人。我要作为劳动力,下田干农活了。为此,我偷偷地难受与恐惧着。我实在不想下田干活,实在太累了,我实在没有力气呀。后来,父母向我妥协:早上从五点到八点,我可以不出去干活,我在家做饭。

与凌晨起早赶到田里干活比,我还是愿意在家做饭。做饭分两个部分,一是煮饭,二是做菜。那时的煮饭不像现在,有电饭煲,插上电,便万事大吉,而是先放水,烧开了水,再淘米,将淘了两遍的米放进水里,待米煮到五六成熟了再捞起,洗锅,再放清水,将五六成熟的米饭倒进甑里。甑有四五十厘米高,两手摊开,合抱不过来,作为一位十二岁少年,要端个矮凳垫脚,才能将甑放到锅里蒸。

蒸饭是技术活。首先,捞米饭时要掌握时辰,蒸饭要掌握火候,捞晚了,米饭太熟,放到甑里一蒸,就软了。太软的米饭在夏天放不久,到中午就馊了。小时,家里做米饭,蒸一次,吃三餐,吃一天,中午馊了,晚上就没饭吃了。第一次煮饭,没经验,火候把握得不好,米饭软成一团,分不出粒来。母亲揭开甑一看,就看出来了,她火了,在灶边顺手操起一根树枝就要打我,我头一侧,身一扭,夺门而逃。母亲却不放过,操着树枝追过来,我跑巷窜屋,听到母亲在后面骂:“你残废了是吧?连一餐饭都煮不好,长大了你还能干啥呀?长大了喝西北风啊,你残废啊!”

骂声化成风声,一路向我追来,我的心在一点点破碎,我的自信心在一点点瓦解,我那么冇用啊,我连一餐饭都不会煮,煮一餐饭都让母亲气成那样,以后我还能干啥呀?

我很小的时候,就晓得,做了错事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比如,上树掏鸟窝,不小心把裤子剐破了,母亲要我自己缝上;小学时,把钢笔弄丢了,母亲会责成我去抓鱼,把抓到的鱼拿到县城去卖,换成钱再买一支;与隔壁村卢火根打了架,母亲会用竹鞭赶着我到他家去向他道歉。

记忆中,母亲的心头好像永远泡着一坛辣椒,永远冒着一团火。下田干活,有一股火样的激情,一弯腰,十几二十分钟不直起来,从田这头,一直干到田那头;与父亲吵架,抡起东西就摔,有一次,她似乎还没泻火,点起灶里的柴火,说要把房子烧了……

我如履薄冰,我忐忑不安,我继续做饭。此后,便很少被母亲谩骂了。学会了煮饭,她教我做菜。她告诉我:什么菜开头要用大火,之后再用小火;什么菜不能盖锅盖,否则会发黄;什么菜宜多放点盐,不然就太寡;辣椒在做什么菜的配料时要切成斜刀,在做什么菜的配料时要切成圆圈;什么菜的配料要用青椒,什么菜的配料要用红椒……

那时,不管做什么菜,母亲都放很少油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,日子过得甚是拮据,家里每年从生产队仅能分得四五斤茶油,一家三口,到四五月份就吃完了,余下的日子,母亲只能想方设法让菜汤漂上油花花。

猪肉首先成了油的重要来源。自家的猪,每年杀一次,舍不得留,都拿到街上去卖,卖得的钱,补贴家用,或者存起来,作建房之用。母亲只能上县城零星地,一两斤地买,每次买的,都是肥肉,挑最肥厚的那部分买,买回来,煎了作油用。

青菜、萝卜、茄子、丝瓜……每一种菜都很耗油,用母亲的话说:少放一滴油,吃起来就寡。尽管如此,母亲还是不敢放太多油。隔两三天,她才取下挂在厨房头顶的那一条长约四五寸的肉。肉早已风干,之前用盐腌过、晒过,怕生蛆腐烂变质。母亲的刀功在这个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,她切的肉片透着光,放在锅里,几秒钟后就会打着卷,锅里便亮闪闪地镀着油光。母亲往往等不及油冒烟,怕它升腾消失了,就忙将菜倒到锅里,锅里便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。

吃的时候“考”我功力。很多时候,一盘菜翻完了,不见丁点肉片。那煎完油、打着卷的肉片,已与菜煮得融为一体了,任你火眼金睛,也找不到了。每每这时,我总是一脸失望,或是一腔不满,腮帮子鼓得可以当锣打。父亲在旁干笑着说:“下次切多一点肉,下次切多一点肉……”

那个时候,田里、溪里、江里、沟里、河里、池塘里……好像只要有水的地方,就有捉不完的鱼。“鱼”,是统称,其实,分得细一点,有鲫鱼、有泥鳅、有黄鳝等,拎个家伙出去,随便走走,一两个钟头,就有两三斤鱼回来。

童年闲不住,除了上课,就是玩耍,还有,就是去捉鱼。母亲既希望我去捉鱼,又怕我去捉鱼。因为做鱼最耗油,家里没油、没姜,做出的鱼又腥又淡,吃了就想吐。后来,母亲想出了办法,就是多放辣椒,多放葱,把腥味冲淡。

鱼是那个年代除了猪肉以外的荤菜了。往往在吃鱼时,我饭量就特别大。饭量太大,粮食就跟不上了。除了农忙季节保证米饭外,平时,母亲就想着一些法子填饱肚子。

母亲能将米饭煮出甜味来。揭开锅,米饭是焖的,香喷喷的,端着碗去盛,锅铲一挑,雪白的米饭下面,是红薯。红薯切成一块块,拇指大小,八面玲珑。连饭带薯盛起来,一吃,既香又甜,只是不经饱,而且老放屁。

母亲还能将米饭煮得粉嘟嘟的。饭里除了埋红薯,还有芋头。芋头是那种小芋,粉嘟嘟的。如果是大芋,则切成丝。有时大芋、小芋掺杂在米饭里焖,米省了一半,分量一点也没少。

如果到了寒冬,外面下着雪,人出不了门,就只能坐在火堆旁谈天说地。母亲说:“在家坐着,消耗少,一天吃两顿。”其中一餐是米饭红薯粥,甜味占了大半,吃后尿多,有尿也不想动身,天冷。

后来,我读初中了。初中的学校在离村里十几里的潭城乡圩镇上。那时,学校没有统一伙食安排,不提供菜,只提供蒸饭的地方。全校师生的米,放在饭盒或把缸里,再放在一层层的木架上蒸,到吃饭时,去认自己的饭盒或把缸,把饭端出来,就着自己带的菜吃。

菜,一个礼拜只有一样,多不好拿,几个瓶子或罐子,叮叮当当,走十几里山路,不方便。一种菜,吃一个礼拜,菜极易变质,只好带不易变质的菜。不易变质的菜,一要水分少,干;二要咸,不腐。所以,选择极有限。要不是辣椒酱,要不是萝卜干。辣椒酱带上一瓶,吃上一星期,连厕所都不敢上,怕下面受不了。晚上,有时捂着肚子睡,总觉得有种隐隐的痛。再加上每星期只吃四五斤米,每餐都吃不饱,所以,一星期上一次厕所就够了。

辣椒酱有好处,就是能赶走瞌睡虫。有一次,上数学课,听着乏味,昏昏欲睡,便偷偷舀一勺辣椒酱,正要往嘴里送,刚好被老师逮着,他将整瓶辣椒酱丢出教室外。那个星期,余下的日子,我只能吃白饭。萝卜干是母亲拔了地里的白萝卜,晒干切成粒炒成的。那时,家里油少,萝卜干炒好后,那种微辣的味道还在,打个饱嗝,放个屁……那种味道,几十年了,都忘不了。

但在装进瓶子时,母亲认真、郑重,好像同时也装进了对我学习的全部嘱托与希冀。几年吃下来,母亲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准备,要花心思。母亲一边装一边说:“老天,放了那么多油,要节省着吃,要吃够一个礼拜。”如果逢年过节,家里做了腊肉与香肠之类的,母亲总要挑上三四块大的,铺在瓶子最上面,临出门时,母亲说:“那些肉,一出日头容易坏掉,要先吃,不要让它坏掉,坏掉可惜……”

我在学校,每天吃辣椒酱或萝卜干,母亲与父亲在家也舍不得吃好的,也是吃菜园里自己种的菜。如果父母难得有一次拿东西到县城去卖,换得一些钱,他们有时会买斤把猪肉回来。买回来,母亲却不急着做了吃,而是等到周末我回家再做,一家三口一起吃。印象最深的,是每年秋天,田埂上大豆饱满了,母亲与父亲砍回来,摘了,剥了,拿到县城去卖。出门时,特地留下七八两豆子,待去街上买半斤牛肉回来,我周末回家,母亲就会做一道牛肉炒大豆,香极了!

母亲用极大的火,用极烫的锅,放下大豆,急促地翻动。牛肉切得极细,辣椒放得不少,是那种红辣椒,盛在盘子里,大豆极青,辣椒极红,加上牛肉的颜色,多姿多彩,垂涎欲滴,憋了一个礼拜的胃,终于可以过一个节了。

后来,日子慢慢好了,不用为米饭发愁了。家里除了做饭的米,还有做年糕、酿酒的糯米。

年轻时的母亲与父亲滴酒不沾。滴酒不沾的母亲却酿得一手好酒。酒的好坏,可能是与在封坛前下酵母菌的多少有关。酵母菌给得合适,出酒不但多,而且酒香浓醇。最重要的是,不论出酒多少,母亲很少往其中掺水。人说:酒鬼家里没酒喝。说的是:会喝酒不一定会酿酒,再则,酒鬼喝酒多,很快就要喝完,所以,爱往酒里掺水……

家里请客,亲朋好友爱来我家,特别是那些会喝酒的人、会识酒的人,奔走相告:去哦,去她家,她家有好酒。母亲不是那种热情得肉麻的人,她很少劝酒,她不劝,客人却不客气,一碗接着一碗地喝。他们知道酒的好坏,会喝酒的人,遇到好酒,你不劝,他们也会喝,酒不好,任你怎么劝,他们也不想喝。

不好的酒估摸有这么几种:一是酒太老;二是酒太寡。太老的酒,一般是因为酵母菌放得太多,苦、涩,喝时不入味,却容易醉;太寡的酒一般是因为掺水太多,味淡,没有酒味,喝起来就像喝水,经饱,不经醉。母亲对客人反反复复说:“吃得多少就吃多少,我不劝酒哦。”脸上透着的,是不卑不亢,实则是自信满满。母亲不劝酒,但从我家出门的客人,很多是扶着墙走。扶着墙走的客人,大多是会喝酒、能喝酒的,他们经不住我母亲酿的酒的诱惑,一碗接着一碗地喝。母亲倒酒的时候甚至会问:“还能不能吃?不能吃我就不倒了。”对方往往会吹胡子瞪眼睛:“可以吃,可以吃,再吃两碗都不醉!”

客人散了,母亲对着几个走路歪歪扭扭的背影喊:“个埋人个,个个吃成那样,又没有劝酒。”见谁吐了,母亲心疼得不得了:“个埋人个,浪费呀!”邻居看到了,冲我母亲说:“你不会吃酒,又会酿酒,真个是杀鸡不会,剖肾又会!”

我们村里请客,遇到大喜事,往往二三十个菜,摆满一张大圆桌,且家家户户攀比着。特别是春节,家家轮流着请,有时,会采用抓阄的方式,决定请客的次序。后请的人家,往往会与先请过的人家,在菜的数量与品种上有个比较,或者说有个较量。别人家二十六个菜,我家争取二十七个;别人家没兔子肉,我家就做一盘兔子肉……桌上的盘子与碟子,叠了一层又一层,即使菜吃不完,剩下也在所不惜。请客的人家会请村里公认手艺好的厨师来做。印象中,我家请客,一般是请隔壁家的陈欢民来做,母亲充当切菜、烧火的角色。母亲将陈欢民请来,嘱父亲放两包香烟在灶头,对他说:“你忙我也忙,有时忘了招呼你,你想抽烟就自己拿。”对方连称:“好好好。”有时,母亲会请伯母或婶婶来打个下手,她自己主厨。母亲说:“我们的菜冇啥个窍门,就是放油多,放辣椒多。看着别人炒菜时,一勺勺的油往锅里倒,我就心疼得要命,做一桌菜,转眼半年的油用完了,这样还了得呀?”原来,母亲亲自下厨,是为了想省点油。

母亲做菜,手脚麻利,每做完一两个菜,她就在厨房里大声问:“菜咸不咸?”要不,就是问:“菜淡吗?”听到客人回答:“没有,刚刚好。”母亲炒菜的动作就更快了。每隔十来分钟,母亲还会跑到大厅的饭桌前,看到盘子里的菜留得多了,会说:“个埋人个,不吃呀?是不是做得不好吃?”客人会笑着对她说:“就这几张嘴,这么一桌菜,吃得了几多嘞。不要再做了。”母亲说:“一起吃完它,我不跟别人家比,也比不过别人家,我是看客买菜,不想浪费。吃不完的菜,隔几餐就会坏掉,我家三个人,能吃多少?坏掉了就要倒掉,个埋人个可惜嘞。”说完,母亲拼命催客人多吃菜:“好吃就吃完,全扫光!”

这个时候,也是母亲最大方的时候,她脸上的笑意舒展、阔气,仿佛一位富翁,心中有无穷无尽的财富。那是那个年代唯一可以大方的时候——春节,前前后后,也就是不到二十天时间,在这二十天里,母亲很少发火,我的心情舒畅。

年一过,又要去学校,又要每个星期奔波于十几公里远的乡镇初级中学。那所学校于我,是一个长期萦绕的梦魇。学校两幢教学楼的地基,是我们这些学生东一锄西一铲挖出来的。我们煮饭的柴火(当然要加上老师煮饭的柴火),是学生们自己上山砍回来的。每隔一两个星期,我们就要挑着农具或拿着砍刀去学校。每次走到村路上,总遭到村民嘲笑:又去劳改学校了。母亲也是一脸不快,她也有类似的想法。这种想法更加助长了我不想去学校的心思。我越来越抵触那所十几公里以外的学校。我越来越迷恋家里母亲的饭菜,哪怕是餐餐吃萝卜青菜,也要比学校强一百倍、一千倍、一万倍!

我的身体也配合着我的心思,本能地拒绝着学校。每次上山砍柴回来,便周身发痒。有几次,脸肿得难以睁开眼睛,面对黑板,须仰视才能看见。我正好有个理由可以请假回家,十几公里山路,我一边走,一边哭。阳光热辣,只能体会在裸露的肌肤上。那些发痒的面积,在阳光照射下,被成倍地扩大、膨胀。路上,只有我臃肿的身影,偶尔有自行车的铃声,拨弄着我往更偏一点的路旁踉跄,还有拖拉机粗重的喘吁惊吓着我方向不辨的身躯。我双脚本能地向前迈进,解放鞋与沙子摩擦的声音,在燥热的空气中旷远地歌唱。

随着家的方向越来越明晰,随着家的距离越来越近,我仿佛闻到了迈进家门那一瞬间的阴凉。阴凉里有一块微湿的纸巾贴到我浮躁的心坎上。我仿佛闻到了母亲迎上我的那一股气息,虽然方正,但不失柔软;虽然严肃,但不失温和;虽然无常,但不失稳妥。我晓得,只有这时,只有这样,母亲才会放下一切火气和不耐烦,最大限度、最大宽容地呵护我。

母亲问过了村里所有的人,使过了她所知道的所有办法,想迅速地消除我脸上的浮肿。母亲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民间偏方,她去菜园割来韭菜,洗干净,放在小钵里捣碎,然后,用纱布榨出里面的汁来。韭菜汁绿莹莹的,盛在小碗里,母亲找来一根长长的、粗粗的鸡毛,用鸡毛沾上韭菜汁,涂抹在我脸上。

这是韭菜的另一种独特用处。那种凉飕飕的感觉,像冬天里的绸缎,滑过我的肌肤。母亲每天三次为我的脸涂抹韭菜汁,一种青青的味道,在鸡毛的拂拭下,掠过我的鼻孔,丝丝缕缕,潜滋暗长。有一些韭菜汁渗入挠破的肌肤里,有一种火辣辣的疼痛。之后,便偃旗息鼓,所有的痛痒销声匿迹,我的眼睛能正常睁与闭了,脸上的肿消失了。但我仍恋恋不舍,不想去学校。母亲又恢复了严厉,把我赶去了学校。

在学校读书时,我的另一个苦恼是:嘴唇冬天时常开裂。特别是烂在嘴角处,早上起来,张不开嘴。随着张开弧度的增大,疼痛感也随之增大。在学校,没开水,冰天雪地,凉水咽不下,再加上一个星期吃的都是辣椒酱或者萝卜干,体内没有水分,开裂自然难免。有时,两片嘴唇全烂了,痛得眼泪直流,只想着回家。

回到家,母亲也没药给我,只有一盒一毛钱的、用河蚌装的雪花膏,但无济于事。母亲就从菜园里采摘一篮篮青菜回来,每餐煮上满满两大碗,说:“吃吧,青菜降火,吃两天就好了。”我有时会嘀咕:“想吃大蒜炒腊肉,想吃芹菜炒猪肝。”母亲听了,会大声拒斥:“吃什么吃?烂得像个猪八戒还想吃大蒜,吃腊肉,吃芹菜,它们都是上火的菜晓得不?”母亲除了炒青菜,还烧开水,水烧开了,装在热水瓶里。母亲会催促我:“多吃水,吃了水,嘴唇皮就湿润了……”

每年冬天,因为嘴唇开裂溃烂,我都要请假在家四五天,寡寡的、淡淡的青菜,成了治愈我嘴唇开裂的良药。

后来,上高中。学校在县城郊外,离我家却不远,四五公里路。高中学校有饭堂,在窗口打饭打菜。有的学生还从家里带些荤菜来,算是打牙祭,我却从不敢向母亲提这样的要求。尽管我是独生子,到读高中,家里的生活条件好了许多,但我从母亲不时地埋怨中,还是觉得很拮据。特别是建了房子之后,欠了几千块钱。母亲说,她是借了人家钱就睡不着的人,恨不得一天两天就还清。

母亲在节约开支上是很注意的,特别是在吃上,她尽量自给自足,自己种菜供应全家,一年到头,好不容易杀一头猪,却要全部拿到县城去卖,卖剩下的,别人不要的,母亲把它腌起来,晒干了,做成腊肉,慢慢吃,能从年头吃到年尾。

在吃的问题上,父亲与母亲达成了高度默契,父母从不挑三拣四,如果菜里“不幸”发现一两片煎成焦黄小卷的肉片,他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夹到我的碗里。母亲总是不忘说一句:“我们这样对你,长大了,你要有良心呀。”往往这时,我好像亏欠他们许多许多,那一小片小指头大、薄如蝉翼的肥肉,放在嘴里都不敢轻易咽下去。

到了高中三年级,我决定走读。我每天早上与晚上骑着自行车,往返于家里与学校。我那时可能是想获得某种自由吧。我不想在学校里待太多,让自己憋屈得难受。那时,我的学习成绩糟透了,感觉自己没什么希望,没必要被学校捆绑得太死。而在家里,我对母亲说:“学校的伙食太差了,比家里的猪都不如。”母亲听我这么一说,也不像初中那样,动不动就把我往学校里赶,她竟然接受我走读。而且,每天早上都要在五点钟起床,为我煮一碗面条,面条上放一个荷包蛋。

母亲煮面条很讲究,先放面条在清水里煮,七八成熟,捞起,用冷水泡三四分钟,这段时间,她将切碎的辣椒、几片青菜用热油酥一下,然后放水,放油,放盐,放少许酱油,待水烧开,再将浸泡冷的面条放入锅中,鸡蛋打在面条上,用锅铲轻轻拨动,不让鸡蛋沉入锅底,粘贴在锅上,最后,再撒一把葱花。荷包蛋铺在面条上,像一轮温暖的太阳,泛着黄色的光芒,嫩嫩的,圆圆的,吞到喉咙里,细腻、柔绵。母亲见我吃得“哗啦啦”地响,在旁就说:“好好读书呃!”

对不起母亲,我没有好好读书,我亏欠了您多少个荷包蛋呀!高考落榜后,母亲再也没为我煮过面条荷包蛋。我知道,是我辜负了母亲长达一年的辛苦付出。

后来,我觅得一次机会,到了南宁工作。来南宁的半年前,父亲去世,母亲一个人住在乡下土坯房里。几年后,我儿子出生了,我把母亲接到城里,明里是尽儿子的孝心,实际上是要她为我带孩子,当然,还要她担当起买菜做饭的任务。

尽管小区的菜市很大,尽管菜市场菜的品种很多,但母亲买回来的菜总是那么几样,都是她在乡下时种过的、见过的那几样。我对母亲说:“大人都不是太要紧,但现在是小孩长身体的时候,他要吃好一点。”母亲听了,当时点头,可还是改不了习惯。

后来,妻子时不时也买一些菜,特别是肉菜,放在冰箱里。原以为母亲会拿了做,但她却舍不得煮,有时,她要煮,却不知道怎么煮,有些菜,她根本没见过,也没听过。她打开冰箱一看,有点手足无措。

我有时会对她生气:“如今比不得过去,过去是没有钱买好吃的东西,现在生活水平好了,可以吃好的了,不要舍不得,何况,你的孙子要长个子,要多吃肉。”母亲表面上接受,背地里却嘀咕:“你小时候冇肉吃,不照样长大长高?”我只当没听见,却天天“监督”餐桌上有没有肉。

以后,母亲每餐都有肉菜,但切法仍然是农村老家时的切法,一大片一大片的。我对母亲说:“小孩牙不好,消化能力不强,应该剁碎了煮给他吃。”母亲却说:“小孩从小吃糙一点,长得强壮。”

母亲将她在农村时的拿手好菜——蒸蛋带到了南宁。母亲的蒸蛋香、滑、嫩。儿子“乐吃不疲”,百吃不厌。母亲每当看到孙子大口吃蛋、大口吃饭时,她满脸都是笑,比自己在吃还高兴。

我向母亲建议:菜的品种要适当地增多一些,不要吃来吃去,老是那几种菜,不然,小孩可能营养不良。母亲反驳说:“人是铁饭是钢,吃饱了饭,就能长好,我看到城里的很多小孩天天吃零食,挑三拣四的,就是不吃米饭,结果瘦得像只猴子,有什么用?”

有几次,母亲从菜市回来,像发现了什么特大新闻,睁大眼睛对我说:“个埋人个,城市里也不都是有钱人,也有比我们村里还穷的人,他们连蝴蝶豆的叶子、红薯叶和南瓜苗都买来吃,那些东西,在我们家,连猪都不吃呢!”跟村里的人通电话,她也这样说。

我笑了笑,对母亲说:“你有冇有问蝴蝶豆的叶子、红薯叶和南瓜苗多少钱一斤?那不是穷人吃的,一般的人家不一定吃得起呢。”后来,母亲的眼睛瞪得比之前还大:“死哦,三四块钱一斤,从家里拿到这里来卖,那不发财啦?”

有一次,母亲回村里,村里人羡慕她在大城市里待过,母亲翻着眼说:“城市里有什么好呢,吃蝴蝶豆的叶子、红薯叶和南瓜苗,连我们村的猪都不如。”

在南宁,母亲特别不习惯做汤。特别是做清汤,不放油,只放少许盐。要她做汤,她总是放很多油,放很多盐。她说:“不放油不放盐,几片菜叶漂在水上,有什么好吃呢?”母亲的观点是:饭前喝汤,影响食欲。而南宁人的观点是:饭前喝汤,先润滑一下肠胃。

我将这事讲给一位朋友听,他说他母亲也是如此。他母亲从农村到南宁来照顾孙子,做汤时,也是喜欢放很多油,吃饭时,她还喜欢将漂在汤上的油花用勺子小心地捞起来,放在她孙子的碗里,搅拌着喂他,说这样才有营养,小孩才长得快。朋友责备他的母亲,他母亲说:“你小时候没油水吃,才长得这么瘦小,现在有油吃了,不能让小孩多吃一点嘛!”朋友又说,他母亲还常常往孙子碗里加糖,再加开水,搅拌着喂孙子,还对朋友说:“你小时候哪有糖吃?现在有了,孙子要多吃一些糖,将来肯定长壮长高……”

母亲将小时候喂养我的一些规则照搬了过来,她为了催促她孙子吃饭时不能开小差,不能看电视,只能专心致志吃饭,定了一条规矩,就是:“先吃完不管,后吃完洗碗。”谁最后一个放下碗筷,谁就要去厨房洗碗。这一招还真灵,母亲往往会在吃饭的过程中,时不时笑着念这句顺口溜:“先吃完不管,后吃完洗碗。”儿子分散的心便会立马收回,认真吃饭。有时,为了“照顾”儿子,暗地里鼓励儿子细嚼慢咽,我故意放慢自己吃饭的速度,在冲刺阶段,“不幸”败给儿子,乖乖地在厨房里洗碗,儿子则高兴地拍手,一副胜利者的自豪姿态。

有几次,儿子丢下饭碗径自在旁玩耍,母亲警告他无效,她吃完饭,将孙子的碗筷以及桌上的饭菜收拾干净。儿子玩耍尽兴后哭着喊饿,要吃饭。母亲硬是不理他。说:“要吃饭,等下一餐。”如此几次,儿子怕了,再也不敢在吃饭时玩耍了。我对母亲这一做法不满,说:“不要拿对付我小时候的那一套来,现在的小孩不像我们那个时候。”母亲说:“对小孩娇生惯养,就是害了他。”

2008年,儿子十岁,我要去北京鲁迅文学院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。临行前,我最放心不下的,就是母亲与儿子。我担心在母亲的抚养下,儿子适应不了。半年学习期满,我归心似箭回到家,却见到儿子长高了很多,而且强壮了很多。儿子偷偷向我诉苦:“奶奶餐餐逼我吃米饭,肉片切得又大又厚,夹在我碗里,要我嚼着吞下去。”我说:“儿子,奶奶是对的。”当然,儿子不忘赞美奶奶的蒸蛋,说奶奶会时不时蒸蛋给他吃,“味道好极了!”

如今,母亲不在城里,没有生活在我们身边,时隔七八年了,儿子仍会时不时对我说:“爸,蒸蛋给我吃吧。”但往往吃到我给他蒸的蛋时,儿子总是认为:“比奶奶蒸的差点。”

工艺还是那几道工艺,原料还是那几样原料,灶台还是那个灶台,味道却不是那种味道,这是为什么呢?

2017年,母亲七十二岁。2016年九月的一天,我打电话给母亲,母亲说:“我现在在村里的学校煮饭。”

村里的学校我是知道的,2016年清明我回去听村支书说过。他说,村里有四五个很小的孩子,要跑到四五里路远的龙洲村完小读书,不方便,不安全,所以,村里自己想建几间房,申请要几位教师,让那几个小孩在村里读书。后来,我回到南宁不久,就听说村里新建的学校正式开学了,有教师两名。

母亲去学校煮饭,大概就是为那两名教师做饭吧?说实话,我是不赞同母亲这么大年纪了还去学校为教师做饭的。我希望她好好在家休息,不要太劳累。

我打电话给村支书,问他:“村里那么多人,为什么单单叫我母亲去?”村支书先是笑着说:“你放心,你妈很强健,她在家闲不住的。”接着,他很认真地说:“一是因为你妈爱干净、整洁,看她把家里收拾成那样就晓得啦;二是因为你妈手脚麻利,做事干脆,不磨磨蹭蹭,不拖泥带水;三是因为你妈做的饭菜味道好。”村支书最后说:“放心吧,她一天也就是做一餐——中餐,我们每餐付给她十块钱工钱呢。”

听村支书这么一说,我便不好再说什么。我打电话给母亲,将村支书请她去做饭的原因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听,母亲很得意,说:“就是嘛,你以为谁都有资格去呀,村里那么多人,为啥个单单选我去?”

我一听,就更不好反对了,只好提醒她:“小心煤气安全,水不要提太重,小心腰闪……万一有老师说你的菜不合他们胃口,你就不要做了,免得受他们的气,不好受,我们又不等那十块钱用。”母亲说:“不要说得那么难听,我晓得了。”

此后,我每个星期都打一次电话给母亲,问她在学校里做饭的情况。母亲说:“冇老师说我做的菜不好吃,他们每餐都把菜吃得干干净净,连汤都喝完了。”母亲又说:“我自己种的一些菜,吃不完,不多不少,不好拿到街上去卖,刚好可以卖到学校饭堂了。”母亲还说:“那两个老师真舍得吃,经常自己到街上去买鱼和猪头回来,要我做给他们吃。有时,买得太多了,吃几餐都吃不完,还叫我一起跟他们吃,吃不完坏掉,真的可惜呃……”

前几天,打电话给母亲,母亲高兴地说:“我在学校做了将近三个月,快放假了,可以领到七八百块工钱呢。”

后来,我想了很久,禁不住,写下了这样一首口语诗:“七十二岁的母亲/放下锄头拿起了锅铲/在村里的小学干起了专职做饭//春节临近/我要她去县城置办几件棉衣/我要她去县城购买几样年货/七十二岁的母亲/一脸的认真 义正词严/“还有两个礼拜才放假 哪有时间”/听那口气/跟我一样:正在上班。”


文章来源:口腔颌面修复学 网址: http://kqhmxfx.400nongye.com/lunwen/itemid-48286.shtml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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